【作者简介】

黄明华，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肖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依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辉，通讯作者，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西部绿色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摘要

文章将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花园城市理论和集合了我国新时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公园城市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在生态文明、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三大背景下发展创新需求的实然；以应然价值为导向，提出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应遵循本土观、系统观、民生观和发展观；通过分析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背后蕴含的历史趋势，明确以回归空间为核心的创新实质、以价值转换为导向的创新理念，最后得出城市规划中国特色理论的创新贡献。

[关键词]  城市规划中国特色理论；花园城市；公园城市；理论创新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2)03-0140-06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引文格式] 黄明华，肖佳，周依婷，等．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城市规划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实然、应然与必然[J]．规划师，2022(3)：140-145．

0 引言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进入世界强国时代，在成为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的同时，也面临了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自此孕育而出的花园城市理论是规划先驱者对城市变革的探索性回答，该理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对此后现代城市的规划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短短几十年便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率达到了64.72％，创造了城镇化率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中国城市发展成绩斐然的背后，是否已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集合了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思想的公园城市理论就是问题的答案。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从国外经验到中国方案，从“拿来主义”到革故鼎新，这其中蕴含着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生动复杂的辩证过程。理论是人类通过客观事实进行理性思考后取得的对其本质和规律性认识的陈述，科学的理论是理智对知觉经验进行整理的结果。基于此，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包括以下3个要素：一是实然，即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客观事实的现实主义探索；二是应然，即从研究分析着手，判断城市规划应当如何发展的理性主义思维；三是必然，即把握事实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发现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趋势，坚守规划学科核心理念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公园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就是在实然和应然的辩证运动中走向必然的升华。

1 实然：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现实需求

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事实的研究而非空泛的原则，理论研究的前提应当是明确特定历史范畴具有实际效果的客观事实。实然是规划理论出发点的客观事实，是客观性与主体性、事物与过程、个体与总体的辩证统一。其表明事物是如何和为何如此，是对客观事实的主观掌握。理论必然孕育于客观的历史范畴，一旦失去具体的历史实践和客观现实，单纯抽象的理论即沦为僵化的教条。正如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因此，应从花园城市与公园城市形成的现实依据中探寻城市规划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需求逻辑。

1.1 文明形态转型背景下的时代需求

1.1.1 花园城市：工业文明思维下的时代曙光

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的出现与被大范围地推广使用作为工业革命开启的主导标志，工业文明随之而来。彼时，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场随之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人类生产、生活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扩大，环境恶化、住区拥挤等“城市病”日益突出。这些工业文明带来的沉重代价引发了各界对社会进步的探讨，如米尔的政治经济学、斯宾塞的社会科学、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亨利·乔治的所有租金收入实行“单一税制”等。霍华德也在此社会背景下，结合这些先进的社会思想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整体设想。

霍华德希望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出发，解决工业时代城乡分离、城市内部污染、拥挤等问题。他提出的“三磁铁理论”、“花园体系”建设等革新性设想为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新纪元。花园城市内在的社会改革思想和重视环境的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桎梏，花园城市作为解决“城市病”的理论向导，带领现代城市规划探寻时代的曙光。

1.1.2 公园城市：生态文明思维下的时代回答

人类文明自原始社会伊始便始终保持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总体演进趋势。目前，虽然工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生态文明正大步向人类走来。生态文明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传统文明进行的反思，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就生态文明的哲学本源而言，迈向生态文明的主导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一方面，它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在其永恒的循环中按照规律运动；另一方面它强调自然受人类社会实践的影响，人属于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将反噬自身。生态文明意味着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从主客二分走向主客统一，意味着在新文明时代需要用整体性观点、非线性思考逻辑和循环性研究方式去观察并解决城市发展与生态建设问题。

生态文明是一种内涵推进式的文明。文明的转型推动着城市发展的转型。因此，当今城市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这正是公园城市的时代使命，用生态文明思维完成对花园城市的延伸与超越，公园城市理论成为文明形态转型背景下对新时代的现实回答。

1.2 社会形态进步背景下的理论需求

1.2.1 花园城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理论革新

就花园城市理论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二律背反”定律是其资本增值的最大“秘密”。究其本质，当时资本主义存在的所有生产关系都被颠倒为“拜物教”观念，工人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丧失了身为人的独立和自由。这种对人的“异化”和对资本无限增值的追求在空间形式上表现为城市持续聚集，进而导致失业者不断增加，城市环境进一步恶化。同时，乡村土地无人耕种，乡村发展面临衰竭。这些“城市病”、城乡失衡问题的出现，本质是资本主义为了满足其贪婪本性而对空间平衡和空间正义的破坏。这一时期面临的一系列城市问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追求利益至上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相容性”所导致的生产力绝对发展趋势与生产关系特殊限制冲突在城市空间的显现。

基于对19世纪城市问题的反思，霍华德深刻意识到城市无限扩张与土地投机最终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城市灾难。因此，他提出用社会城市改革来限制城市自发膨胀，将城市土地统一归于机构管理，进而对生产关系做出调整。花园城市蕴含的社会改革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规划理论的伟大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人”的“生产逻辑”，描绘了资本主义时代下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城市图景。

1.2.2 公园城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论优势

共产主义社会，是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以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具有绝对的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演进与超越，与绝对私有制相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通过集中社会的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在这样的制度优越性的保障之下，必将实现全体人民的高质量生活，探寻新时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人”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城市向着生态文明转型，是惠及全体人民的事业，这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实现。

1.3 城市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发展需求

1.3.1 花园城市：资源消耗背景下的发展探索

资源的高投入与高消耗、劳动力的高密集、城市人口的高增长，以及城市的无限外延扩张是霍华德时代的西方城市发展特色。“以资源换财富”“以生态换经济”的粗放发展方式所积累的自然环境问题也最终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19世纪以来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各个研究领域均意识到自然与环境的重要性，并从多个方面寻求破解生态危机的良方。花园城市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作，首次展现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魅力。

一方面，花园城市重视对绿野和公园的保护。每个花园城市之间要保留一条乡村带，作为花园城市的城市增长边界，通过规模控制平衡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另一方面，霍华德凝练出体现城市空间特征的“花园体系”布局模式。花园城市理论始终将绿野与公园作为核心构成要素，将空间结构与景观结构在城市整体层面上融为一体，在城市内部重现了英国传统的花园住宅理念，使得人们在城市中能享受到自然环境带来的舒适感。花园城市是对工业文明时期以资源消耗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与探索，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3.2 公园城市：生态价值引领下的创新发展

公园城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四川天府新区时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的最新理念，特别强调了要利用生态价值打造新的增长极，加快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其中，“增长极”“经济高地”的表述方式体现了公园城市的绿色财富观，是“两山”理论的具体表现。从靠山吃山的掠夺式、粗放式发展，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兼顾论，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生态警觉，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财富观的确立，突破了传统物质财富观的思维藩篱。城市建设指导理论必须认识到人、城市、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视城市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转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孕育自生态文明思想的公园城市理论是对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如何实现绿色财富观的回答，是从城市尺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创新发展模式。

2 应然：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价值导向

作为一个理想化的价值目标，应然彰显并升华了人类理想信念的价值关怀。其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渐进过程，是人类对价值追求的生动体现。在城市规划理论范畴，应然是核心环节。它从现实需求的角度对客观事实作出评价，并对部分客观现状做出否定，要求消除和改变那些与规划理想不相符的东西，使城市获得规划意义上的合理性。

2.1 本土观：从“西学东渐”到“守正出新”

理论越是满足国家的需求，越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实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余年的城市规划发展，利用西方城市发展规律，以及西方先进理念与方法来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的研究模式已成“众望所归”，所谓“言必称希腊”。作为一门西方舶来的现代学科，中国城市规划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案例主动或被动的学习有利于与国际接轨，这是“西学东渐”“和合与共”的阶段。但同时，长期借鉴模仿所导致的基础理论“空心化”也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沉疴积弊，导致中国城市规划长期以来被称为“二手的理论，一手的实践”。回顾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离开中国国情这个最大的理论基点致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左支右绌”，一度陷入理念泛化、理论淡化和实践浮华的困境。就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本质要求而言，理应从本土国情出发，“守正出新”“固本强基”，将城市建设经验进行总结提炼。牢固立足于本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城市规划建设基础理论，彰显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理论的探寻过程，是从国际经验到中国方案的探索过程，更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过程。花园城市理论是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英国伦敦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增长和变化的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社会最发达城市发展盛况之下的危机思考；而立于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考与探索之中。“九万里风鹏正举”，位于新时代、新起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从业人员理应秉持博采众长而又坚守本土的学科发展观，立足中国国情，针对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2.2 系统观：从城乡融合到生命共同体

20世纪以前，规划工作者解决城市问题的思路普遍是“就城市论城市”。直到霍华德提出将城市与乡村联结，对城市及其支撑系统进行重组和整合，首次构建了一个城乡一体的大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系统论诞生并迅速发展，对城市规划整体系统观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今日的城市转型发展体现了从机械还原论到整体系统论的进化。“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成为新的建设理念。“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认识是对系统观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在公园城市理论中公园绿地不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被纳入整个城市及其周边生态系统进行考虑，这一转变是城市绿地从城市内部子系统到与城市一体的系统的升级过程。公园城市理论的目标是构建整体层面的“园中之城”，不是“城中之园”的简单叠加。另一方面，公园城市理论并非是独立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或者针对城市特例的特殊解决方案，而是生态文明时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在当下历史阶段的系统整合，是在继承现代经典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逐步形成的系统理论。因此，公园城市理论的系统观更加全面，该理论既是从城乡聚落到生命共同体的进步，又是对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体系的丰富。

2.3 民生观：从社会城市到人民城市

城市规划萌生之初不具备民生观。现代城市规划孕育自19世纪中叶，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便，技术人员和卫生改革家通过物质空间规划来改善城市健康问题。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质上是资本家的操控工具，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机制。

霍华德首次在城市规划中考虑民生观，吹响了人民解放的号角。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其社会性被片面地割裂和孤立，“人不将为人”，而是成为物化的“商品”，社会关系也由此成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种被物化了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是造成人本身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根源。因此，民生问题的实质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民众呼声的发展模式，构建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于是，霍华德构想了一种社会城市，即通过建立一个公正的土地租赁体制以代替固定私有的体制，使美丽的城市组群建设在人民以集体身份拥有的土地上。霍华德认为自爱的社会需要关注同伴的福利，这也是第一次在城市规划著作中体现人民解放的期望。

公园城市的民生观可高度概括为人民城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进一步而言，“两城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体现。其不仅仅表现在人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和需要，更体现在与“他物”之间的关系。此时，“人民”已经不局限于个人的需求满足和价值实现，而是延伸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的搭建。这已跃然拓展为“一切人”的范畴，将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转变成为所有人的自为发展，体现出“共同体”所蕴含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人作为城市建设与使用的主体，是城市向前发展和向好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切实需求，而城市发展的真正目的也正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4 发展观：从城市导向到生态导向

发展指事物的一种运动方式，即前进的上升运动，是一个包含价值预设的概念。发展观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根据不同的发展主体及时空条件，发展的具体内涵也是历史的、变化的。城市发展观是对城市发展的系统性认知，涵盖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及相关要求，是对城市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花园城市的发展观是城市导向的。通过规模控制限制城市蔓延式发展，从而解决人口过度集中导致的“城市病”。花园城市解决城市问题的手段是调整产业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工业置于新建的花园城市之中，以此吸引劳动人口，进而发展城市。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的普遍手段，是以工业逻辑操控人口的规划方法。

公园城市的发展观是生态导向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动力体系中最活跃、最基本的因素，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发展的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也被称为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中形成的从自然界永续获得物质生产资料的能力，所以保护自然的能力也是保护生产力。公园城市通过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的辩证解读，创新推动生态价值的转化，从而希望城市通过质的提优而非仅仅是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发展；从“人是城市的核心”这一理念出发，通过主动塑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吸引人才聚集、企业汇聚，进而带动产业繁荣，最终达到人—城—产的和谐发展，推动城市的发展转型。

3 必然：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大势所趋

实然是发展的起点，应然是进步的阶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通过实然与应然的不断互动，最终达到螺旋上升的必然结果。中国城市发展到今天，取得辉煌的建设实践成就是创新理论诞生之“实”；制度自信、文化根脉是创新理论探求之“应”。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背后蕴含的历史趋势之必然，也是立足中国国情对规划理论进行特色创新之必然。

3.1 回归空间：端本正源的规划理论创新实质

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城市规划的迷惘期为例，丧失规划理论核心必然导致学科的徘徊和自我边缘化。将城市空间系统作为考察城市发展的出发点一直是规划学科的共同认识，也是构成“规划的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随着各类城市运动的兴起及各种思潮的涌入，现代城市规划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项综合性学科，但是就其主体而言，研究对象仍是以土地使用为主的城市空间系统，城市空间理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从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花园城市理论的精髓并非仅仅体现在城市空间结构层面，但正是由于其极具代表特色的理想城市空间结构模式，使其成为各国城市规划师孜孜不懈探索实践的对象，成为西方经典规划理论的标志性代表。公园城市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下的，是关于探索理想城市模式、营造城市与自然和合交融的实施指引。其在城镇建设中强调规划的空间属性，注重高品质空间营造，是生长自规划本体理论的崭新人类聚居形态。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的理论演进过程，是对规划理论核心再回首与再发展的过程，是根植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的精炼与凝华过程。

当下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水平不一，众多国家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迫切需要立足于规划本体的城市空间理论指导城市土地使用与规划。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规划学界主流的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大多属于我国宏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规划理论研究多为学术性与政策性，缺少应用性与实践性。就此，强调对城市空间实质特性进行剖析的公园城市理论可为城市规划理论创新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东方”回答。

3.2 价值转换：多方共生的规划理论创新理念

创造永续和宜居的未来空间是城市规划领域的永恒愿景，其内涵是在多方价值取向之间做出平衡。不同于工业文明主客二分的主导价值观念，生态文明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生产力理论，强调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统一的新时代价值取向。价值取向转变的客观现实需要更具生态理念的城市建设方法，社会历史发展到新阶段也需要更具创造性的规划理论来回应空间层面的治理需求。

孕育自社会思想的花园城市理论初次展现了生态、发展、社会之间的和谐融合。霍华德倡导的城市与乡村联结、科学与宗教的结合打破了过往机械、静态的城市规划思想，将系统观融合进城市规划思想，引导多个主体的共生与共存。内含人民城市理念的公园城市理论挣脱了以往单一要素主导的观念，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的全过程与全领域，是以“人城境业”和谐统一为目标、空间分配正义为原则、生态价值转换为导向的发展路径，是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寻求的多方共生之道。

目前全球生态危机不断蔓延、社会阶层持续分化，探寻公平与永续的城市建设模式成为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当前“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都是从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体系建立的高度对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回应，所谓“知乃行始,行乃知成”，探寻用于指导可持续的空间配置和土地利用的创新规划理论成为价值取向转变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公园城市理论的提出，不仅是结合本土实践对经典规划理论进行的创造性转化，还是立足于全球视野对城市规划理论提出的创新性发展，为全球城市面向未来探索可持续发展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3 普世之道：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创新贡献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及城市发展等诸多方面面临重重危机。同时，部分效仿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种种迹象表明单一西方语境下的城市规划理论已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与多元化的世界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运动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实现了城镇体系的从无到有，城镇化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7.9％增长至当下的64.72％。在城市经济迅猛腾飞的同时实现了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创造了全球城市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作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参与者与贡献者，中国城市规划学应当在世界规划学术之林拥有一定的地位。正如“以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以公园城市理论指导世界生态文明时代城市规划的创新实践，为城市规划理论创新作出了中国特色贡献。

千百年来，畅游于“山水田园”、安身于“桃源仙境”一直是中国的城建理想；“庇天下寒士、谋美好人居”一直是中国的规划价值追寻；与天下人“同进于大道，同臻于乐利”一直是中国的处世之道。蕴含着“天人合一”“节用爱人”“无为而治”的东方城建哲学是中国之道，更是普世之道。公园城市理论的提出，正是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基础、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深切的人类情怀为动力，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在全球城市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

4 结语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在生态文明、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现实背景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系统的价值目标，并在实然与应然、继承与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不断探索城市规划的未来导向，实现自身升华的必然性。如果说，花园城市作为第一个系统性的城市规划理论，完成了工业文明时代城市规划初期的探索使命，那么公园城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提供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想城市方案，必然肩负推动城市规划理论创新的时代使命。